小仓接着说：“我们先一起做个一般情况的背景分析，您是个绝顶聪明的好丨警丨察，想必许多事您都早已看清了，比如凶手作案的‘动机’是‘复仇’。”冯九思说：“请您讲详细些。”小仓说：“死者有的被割掉鼻子，有的被割掉舌头，有的被挖出双眼，还有的被斩断双手，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凶杀案了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，而更应该像是‘报应’。”

　　听到这话冯九思一愣，大有恍然开悟之感。小仓又打开书橱取出一轴手卷，让仆人帮忙展开来，方道：“这是我们日本佛教画中的《地狱变》，其实是对你们唐代画家卢楞伽的模仿，你来看看什么人死后会遭受‘拔舌’、‘割鼻’、‘断手’、‘剜眼’和‘下油锅’的报应。”
　　该死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？冯九思不由得对小仓越发地钦佩起来。这时小仓接着说：“凶手选择这种手段，必定是曾经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和痛苦，而给他造成痛苦的，可能就是死者生前所犯下的与《地狱变》相对应的‘罪孽’，这也就应该是罪案的‘缘由’了。”
　　冯九思此时心中不由得一惊，忙问是什么“罪孽”？小仓说：“我想，死去的这四个人至少应该是欠下了佛教中所说的‘说谎’、‘触不洁之物’和‘所言非所见’之类的‘业债’。”
　　怎么会是这样？这些“业债”跟党的事业和党内同志又有什么干系？冯九思深知自己对佛教一无所知，所以不敢妄下雌黄。
　　小仓又道：“再说，从案情的残忍程度来看，要实施这样的报复，一个人肯定办不到，至少也得两个人，最好是三人以上，所以，‘参与者’绝不会是一个人，而应该是‘多人’。”

　　这一点倒是与冯九思的看法相同，于是他问：“那么，凶手的作案规律呢？”小仓说：“一天杀一人，如果他的目标只有这四个人，他的复仇计划就已经完成了，但是，如果凶手的目标不止这四个人，那么，他今天就还会再杀人，而且他已经有完全的把握可以找到并杀死下一个目标。”
　　这个看法也与冯九思的看法相似，他再问：“凶手为什么不一起杀死这些人，而是选择了一天杀一个呢？”小仓想了想说：“你们中国有句名言，叫‘杀鸡儆猴’，凶手这样做，应该是在提醒即将被杀的仇人，或者说是他最大的，留待最后才会杀死的那个仇人，让他知道自己即将被残忍地杀死，让他在恐惧的煎熬中等候必将被杀死的命运。”

　　冯九思问：“他难道不担心被杀的目标逃跑吗？”小仓轻声笑道：“我们这只是猜测，用来说明罪犯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；这件事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，要么就是罪犯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，可以找到并杀死目标，要么就是目标自认为安全，并不认为罪犯已经得知他曾经欠下的‘业债’，或者说目标根本就不知道他曾欠下这笔债；从心理上分析，前者说明罪犯很狂妄，后者说明罪犯掌握的情报比被害人要多，而且心思细密，冷酷残忍。”

　　这时，小仓又在“作案规律”下边添上“下一个目标”，他说：“我想，凶手至少还应该有一个目标没被杀掉，否则，他在昨天被杀的那人身上就应该留下一些标记，来庆祝他的复仇成功。”
　　冯九思问：“我怎样才能在凶手之前先找到下一个目标呢？”小仓摇摇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从一般规律上来看，这四个死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必然的联系，特别是这四个人应该与凶手之间存在有必然的联系，只是，现在资料不足，我无从推测。”听到这话，冯九思越发地希望能尽快看到死者的档案了。
　　5
　　替冯九思申请阅读档案的事并不顺利，领导让杨炳新中午再听回话。这让他很为难，因为时间不等人，冯九思那小子说过，今天凶手还会再杀一人，在这一点上，他相信冯九思说的很可能是真话。
　　然而，接下来领导却告诉他另外一个消息，说组织上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，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。听到这话，杨炳新感动得险些流下眼泪。领导又说：“组织上已经决定，等这件工作完成之后，派你到沈阳的日本兵工厂里去组织一支技工队伍，专门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，我们替你解决。”

　　杨炳新确实有困难，然而，他是在没请示领导的情况下与大福妈同丨居丨的，此时让他突然说出有家属需要领导照应，实在有些碍口，于是他只好谢过领导的好意，然后说：“没困难，听从组织安排，但档案什么时候给我？”领导笑道：“我不会把党员的档案塞在裤腰里随身带着，再者说，冯九思的那件事还没弄清楚，随便把组织档案给他看是不负责任。”杨炳新还是执拗地追问：“到底给不给他看？”领导被逼问不过，只好说：“会给他看的，但得让同志们抄一份新的，把能牵连到其他同志的内容都去掉。”

　　杨炳新不知道去掉与其他同志牵连的档案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些档案，但他相信领导，便告辞回家给弟弟办丧事去了。
　　弟弟没结过婚，更没有儿子替他送葬。大福妈让大福为他弟弟打幡、摔盆，这让他很感动。工人们弄了辆板车，拉上芦席卷着的尸体，大福在前边打幡，他和大福妈跟在车后。大福妈嘤嘤地哭，不时扯起大襟擦眼泪。他没有眼泪，只盼望着冯九思能早一点找出杀他弟弟的凶手，也好让他报仇。
　　把弟弟埋在西门外义地，回程的路上，大福妈往他口袋里塞了1毛钱说：“你忙去吧，我们先回了。”他连忙背转身快步疾走，估计大福妈望不见他了，这才抬起袖子擦了擦酸楚的眼睛。这个可怜的女人，每天起早贪黑给人缝穷，一天也挣不来两毛钱，大福还小，只能去拾煤核儿卖给烧锅，一天挣几个铜元帮助家用。没跟着他之前，她们娘俩的日子原本就艰难，不曾想，跟了他这个大老爷儿们之后，非但没得到好处，反而受了拖累，还得从牙缝里替他省吃食。老天爷呀，让共产主义快些实现吧！他盼得心中发热，同时也恨自己没本事，不能一边为党奔走工作，一边养家活口。

　　领导那边终于来消息了，他连忙去找冯九思，带着他来到达文波道一家书店的地下室里。过了不久，一个交通员送来一捆旧报纸，里边夹着新抄的档案。冯九思就着灯光看档案，他在门边放哨，同时用那捆旧报纸在炉子里生起一小堆火。若是万一出事，把档案丢进火里，转眼便成灰烬。
　　过了好一阵子，冯九思才放下档案问：“这些人你都认得？”他说认得。冯九思又问：“一起共过事？”他说有过几次。冯九思又问：“有没有他们共同参加的行动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有过两三次。”冯九思紧接着问：“是两次，还是三次？”
　　他不知道领导是不是允许他把这些情况讲给冯九思听，沉吟了半天方道：“最近的一次在半个月前，前边一次是去年冬天，再前边一次是发大水之前。”
　　冯九思听罢问：“发大水之前那次是不是‘吉田事件’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就是那次。”冯九思又问：“除去这些人，那次还有谁参加了？其他两次还有谁参加了？”
　　到这个时候，杨炳新便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讲了，只好强硬道：“领导想让你知道什么，你就只能知道什么，不要再多问了。”这一次冯九思倒是没生气，而是好像满脸结了霜似的，眉头拧在一处，啃着指甲拼命地想，突然又问：“这样吧，你不用说名字，只说跟你一起行动的都有几个人，什么样的人就行。”
　　这次杨炳新没再迟疑，因为他突然想到，如果事事都去请示领导，今天可能就会有同志还要牺牲，于是他很痛快地说：“最近的两次行动，是我带领这四位已经牺牲的同志中的三位干的；炸吉田次郎的那次，除了我和这四位同志之外，还有我义弟‘狸猫’，你知道的，他被你害死了，另外还有三位同志，一位早已经脱党了，一位两年前就牺牲了，还有一位也在三条石铁工厂里工作……”

　　这时，他看到冯九思用手抚住脑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：“照这样看来，杀手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参与过‘吉田事件’的这些同志，至少也应该与此事有关，是这样吗？”
　　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哪！　”杨炳新一拍大腿，不由得赞叹冯九思的聪明。
　　不想，冯九思接下来却说：“那么，杀手的下一个目标，如果不是三条石的那位同志，就应该是你啦！　”
　　对于冯九思的这个推断，杨炳新觉得有些道理，只是，因为有些事不方便对冯九思讲，所以，他认为这个推断也仅仅是“有些”道理而已。是啊，没得到领导的批准，有些事他也只能烂在肚子里。
　　下边的事就简单了，冯九思让他回去接三条石铁工厂的那位同志出来，傍晚的时候在英租界汇丰银行门口等他，他会为他们安排新的住处。杨炳新问：“干嘛在那等？”冯九思笑道：“那条街上到处是巡捕，没人会笨到在那个地方杀人。”

　　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杨炳新很不情愿地发现，如今已不再是由他来领导冯九思，反而是冯九思在指挥他。但转念一想他又释然了，他知道自己不是破案的材料，冯九思毕竟是丨警丨察出身，这是他的本行，而自己则是外行。想到此处，他对冯九思道：“你小子不尊重领导，让领导满世界跑腿儿，自己却躲清闲。”他这是想说句笑话替自己解嘲，只是语调冷冷的，听上去倒像是抱怨。

　　幸好冯九思没注意听他这句话，而是问道：“昨天我就想问你，交际花蓝小姐怎么又成了你义弟的未婚妻呢？这个义弟是‘狸猫’吗？”
　　听到这话，杨炳新不由得大怒，骂道：“她当了交际花吗？难怪她要丢下我义弟，原来是卖大炕挣便宜钱去了……”下边一连串的污言秽语，连他自己听着都感觉羞愧，但它们就是像脏水一样泼出来，止也止不住　。终于他骂累了，这才对冯九思说：“那是个没脸的女人，已经害死了‘狸猫’，你就别再招惹她了。”
　　不想，冯九思不识好歹地还在问：“她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同志？”